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即使是高等教育平台渠道已多元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如今的高考依然是影响一个人的职业道路,乃至人生命运的重大事情。高考乃至与高考有关的求学故事,经常成为作家笔下丰富的创作题材。

那些对高考的回忆纪实类作品,着重描摹细节,反思意义,表达出一代高考亲历者因恢复高考对自身命运带来重大转机的感喟和感恩,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一些小说家则深入现象里层,用虚构小说的形式,对高考及其对人的命运产生的种种或喜或悲的戏剧化影响进行精彩的描述,对高考进行真诚而深入的反思。当下受年轻人欢迎的网络小说《匆匆那年》《致青春》等,也都涉及到高考对男女主人公情感走向的重大影响。

与提到高考就联系到紧张、压力、凝重的当下相比,30多年前高考的含义,则是另一番感受:机会、转折、公平,以及重返青春、恍然如梦的喜悦。

1977年冬天,高考恢复,几百万城乡青年走进考场,一代人的命运从此发生重大改变。这是很多人生命轨迹的大转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笔。30年多后,当年的高考突围圆梦者,很多已是当代多个领域内的精英栋梁人士。

陈建功、周国平、肖复兴、叶兆言、吴思、雷颐、韩小蕙等,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77、78级高考的经历者、成功者。在《我的1977》文集中,他们一起回忆当年那场高考,那些与高考有关的日子。他们的文风或温情平静或清新刚健,生动表达出一个个在田间地头渴望读书、“眺望”象牙塔的心情,熬夜苦读备考,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狂喜情状。这些琐细温馨的私人回忆,经当事人深切真诚的回味与反思,让读者有机会体认出一个时代的分量。

陈建功原来只是一个中学学历的煤矿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他无动于衷,但妈妈坐不住了。在文章《我我考大学》一文中,陈建功回忆道:“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我妈啰嗦得很,我怕她啰嗦,同意考北大。”

几个月以后,陈建功怀揣着录取通知书走进北大校园。面对那些学风严谨、学识过人的教授们,心生敬意的陈建功感慨:“妈妈的啰嗦,线年的那场高考,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郊区一所中学教书的肖复兴,没有赶上。在《1978年之冬》一文中,肖复兴记述了当时参加考试的细节:“我先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考场设在离学院不远的鼓楼阴森森的门洞改造成的大房子里,大白天的得亮着所有的灯。没有一扇窗户,只有一个大门敞开着。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鼓楼之外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一片喧嚣,仿佛都不存在了,只剩下眼前这黑洞洞的门洞和一张张白唰唰的试卷。坐在考场上的感觉和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高考让肖复兴感到,青春仿佛再次重返,“1978年的中国,红尘滚滚,已不分尊卑老幼,四世同堂,纷拥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演绎着有些荒诞却富有生机的活剧,在那百废待兴的时代里,我们这样已经不再年轻的年龄,却产生依然年轻的错觉和幻觉。”

参加1978年高考的还有哲学家周国平,那年他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当走出生活了8年半的广西山沟,重返阔别10年的北京,感慨万千的周国平,不禁回头拜了三拜。在《重返精神故乡》中,周国平回忆了当时的复杂心情:“这三拜,第一拜是为飞出牢笼而庆幸,第二拜是与埋藏在这里的珍贵岁月惜别,最后一拜则是深深的牵挂,妻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了,我许下心愿,一定要回来接她。”

在回忆文章中,周国平还写到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依然激动的心情:“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作家叶兆言,不止一次写过他当年想要上大学读书的心情。在《想上大学的日子》文中,叶兆言写道:“我对想上大学的迫切愿望,回想起来,是最刻骨铭心。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读书。高中毕业以后,当了工人,才意识到原来还是读书有趣。人总是在失去了什么以后,才会感到珍贵。”

考上大学后,第一天去学校报到,叶兆言回忆当时的激动心情:“晕晕忽忽,南大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这学校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小时候去看大字报,批斗当时的校长匡亚明,那是童年的记忆。现在,10多年过去了,校长仍然还是那个校长,我已经21岁了,终于成了这学校的一名学生。”

如果说《我的1977》一书主要是文坛作家的回忆,那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往事与随想:永远的1977》的作者们,则来自更广阔的领域。这些作者不再只是作家,更多的是经济学界、哲学界、美术界乃至教育界的人士。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哲学家杨国荣,以及2015年初因一篇文章在朋友圈被热转而让更多人认识女诗人余秀华的旅美女学者沈睿等。

这些1977年高考的亲历者,对高考的记忆缤纷丰富,有的人“跳上讲台烤试卷”,有的人庆幸“通过最后一道窄门”,有的则写出“一个生产队长的高考岁月回眸”、“第二次启航”,以及曾经“带书旅行的年代”。“一阳初始,万象回春”,一个个精彩的青春故事,令人难忘。

书中有一篇最独特的文章《未圆的大学梦》。与入选该书的其他幸运者不同,作者董国和在文中回忆了因家庭及工作原因,主动放弃高考、一生未曾跨进大学校门的遗憾。“说起那永远难忘的1977,说起我那至今未圆的大学梦,心中却像打碎了五味瓶,苦辣酸甜咸一起在上下翻腾,真有一种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

北大教授陈平原在该书序言中透露,是他力荐将这篇看似与主题不符的文章收录书中,主要是想彰显“恢复高考的意义,主要指向国家的否极泰来,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得失成败。”

陈平原还提到,回忆1977,不能遗漏那些“本是同根生”的同级同学对高考的回忆,那些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未能进入大学校园的同学的心声。陈平原说:“77、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1977年高考的报考人数为570万,跨过这道门槛的仅27万,录取率为4.7%。自此以后,高考录取率虽没有1977年低得那么夸张,但竞争始终保持激烈的程度。那些最终没能通过高考转换身份的人,其命运也值得关注。很多作家在其小说中,表达了对高考所体现出来的教育生态的反思。

1986年暑假,莫言到高密二中体验生活,对高考给予中学生的精神压力,深有感触。随后,他写出了小说《欢乐》。小说中,莫言写了一个家庭环境非常差、非常贫困的学生,连续5年参加高考还是落榜的悲剧故事,以此对教育问题表达深深的忧虑和思考。

《欢乐》诞生于198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时,曾引发文坛激烈争论。虽然《欢乐》不像莫言的其他作品那样广为人知,但却是莫言将语言特色发挥到极致的一部作品。对这部作品,莫言很满意:“这部作品,我觉得艺术上比较成熟,写得非常意识流。”

四川作家罗伟章的小说《磨尖掐尖》,用文艺的手法表达了高考中相当一部分人群的众生相。小说中说的所谓“磨尖”,指的是在高考大潮的裹胁中,尖子生不断被朝着第一名的方向打磨的过程。所谓掐尖,指的是中学之间争夺种子选手的竞争。在这个磨尖掐尖的过程中,老师、家长、学校,跟考生一起,经历了一场人性的考验和打磨。

小说遵循从细部到宏观的拓展程序,一步步揭示因高考形成的应试教育现状。在这样的现状中,又一步步返回个体内部,思索人性在其中的变异和挣扎,思索个体命运的困惑和变迁。小说在反思和批判的同时,流露出一种表示理解的无奈。

来自黑龙江的茅奖女作家迟子建,她的中篇小说《无边水色》则以一个高中女生为观察视角,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普通中学里一群女生的命运。在高考来临的日子,这些原本无忧无虑的女学生,因各自的人生际遇最终彼此隔开。

这些女孩,除少数考上大学外,多数被迫中断学业,因家庭遭到变故,或因恋爱失败而失去自我,最终进入不如意的人生轨道,被抛入无法自主的生活大海里。那位从上海来插队的知青,是她们的地理老师,代表着知识和美,是她们的精神导师,最后也选择了离开,开始另一种人生。

迟子建的小说,语言很美,对年轻女孩之间的纯真友谊,一起读书的时光,写得清新淡雅。命运迥异所引发人思索的人生况味,又让人读后有淡淡的忧伤。

推荐阅读:莫言《我的大学梦》、余华《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张曼菱《北大回忆》、孔庆东《遥远的高三·八》

除在文学作品中对高考、大学有精彩的艺术呈现,不少作家还撰文回忆参加高考,或无缘参加高考的心情。

莫言除在虚构小说中表达对高考的反思,对自己真实的大学梦,也有真切的记述。在《我的大学梦》中,莫言回忆了少年时代想读书而不得,羡慕大哥考上大学,参军到部队,最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最终进入大学的心路历程。

小学失学后,莫言深深地体会到了高玉宝式的痛苦:“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bob手机版官网听到教室里昔日同学的喧闹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在绝望中的莫言,“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文章都读得烂熟。”

一心有着大学梦的莫言,甚至还写了一封信给国家教育部,表达想读大学的愿望。虽然得到让他“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的回复,但教育部的回信,使莫言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即使上不了大学,能提成干部,也是一条金光大道。”

作家余华曾参加过1977年高考。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余华写道:“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作为一个文学名家,余华的文笔很是“黑色幽默”,“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得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了一名牙医。但牙医显然不是余华的志向,“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两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迟子建是1981年参加高考的。在一次采访中,迟子建透露,高考时,她的语文作文写跑了题目,成绩不理想,进入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但事情也分两面性,由于课业不紧,迟子建有充足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她眼界大开。她回忆说:“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我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1983年,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她运气不错,只投过几篇稿子,《北方文学》的编辑就开始与她联系,从而走上了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师专毕业前夕创作的。

不管高考是带来命运的转机,还是竞争让人精神压力巨大,高考以及高考前后的日子,终究还是与青春的时光联系紧密,令人难忘,值得书写。学者孔庆东回忆他的高三备考生活的文章《遥远的高三·八》,语言幽默,情感真挚,是很多读者喜欢的散文名篇。

孔庆东以他读中学的亲身经历,记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群中学生高考前的生活。他们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忧国忧民。孔庆东的笔下充满无限的温情和怀念:“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情感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的感情。”

高考前的生活美好,高考后的生活更是醉人。197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北大中文系78级学生张曼菱正上着课,她发现窗前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打着窗棂。来自云南的张曼菱,在30多年后的回忆录式的散文集《北大回忆》中,用清澈透明的语言写下当时的情形:“一时我们都走了神。好不容易下课了,一个个冲出教室,喊着‘燕山雪花大如席’,打起雪仗,聊发了一顿‘少年狂’。趁着老熊弯腰做雪球的时候,我一把拉着他的领子,将一大团雪扔了进去。下午老熊没来上课,缺席数日。等他来上课,专门找到我,说:‘你那坨雪掉进我的衣服里,没法拿出来,上课时全化成了水,凉透心,回去我就感冒了。’……”

张曼菱是1978年高考中云南文科第一名。她热爱读书、写作,喜欢跳舞、社交,名声震动整个北大。她的青春朝气和学识才华,得到老一辈北大著名教授的大力赏识,与季羡林更是成为忘年至交。2007年,张曼菱去看望季羡林,季羡林鼓励她写一本像《浮生六记》那样的《北大回忆》,回顾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的北大校园生活。次年盛夏,张曼菱收到季羡林的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在目,“北大回忆”4个字,连写两遍,作为书封题字。

在《北大回忆》中,张曼菱从刚入学时写起,一直写到近年来对西南联大历史的追踪,再现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彼时代氛围下的知识分子群相。张曼菱的文笔善于敏锐地抓住细节,又有穿透细节的能力,挖掘出其中更忠厚、宽广的历史内容和意义。

在张曼菱笔下,那个年代的学子们每天行色匆匆,发奋苦读,每日上课都要上演抢位大战,教室里坐不下了,就敞着门,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蒸雾腾。

书中透露了一个关于美学大师朱光潜的故事。一天,张曼菱捧着朱光潜的一本美学著作在未名湖畔研读。一位老者过来问她:“你在读什么?”“朱光潜的书。”张曼菱给他看了一下封面。老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当意外得知老者就是朱光潜时,张曼菱不禁大呼:“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张曼菱的导师、著名诗人谢冕读完《北大回忆》后,动情地说:“我觉得张曼菱不仅是在写师友、写学校,而是在写一个时代,那是中国的春天,这就是我们永远记忆的、永远怀念的、伟大的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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